边城很快保证：“当然。”
闻笛点点头，仿佛不需要多余的证明，然后问：“那你为什么不怕麻烦？”
“学校不是社会，”边城说，“至少不能在义务教育的阶段，就用这种事让学生知道，只要你有权有势，做什么都是对的，做什么都没有后果。如果学校最后教给学生的是这种观念，那社会就没救了。”
他有这种想法，闻笛并不惊讶。这个人在教学上，学术上，都理想主义得可怕。
谈到学校，边城又想起闻笛刚刚辞职，再说了一遍：“连累你丢了工作，很抱歉。”
闻笛叹了口气：“我最近听你道歉听烦了。都说没事了，这种破学校也没什么好待的，而且我一直都打算进高校。”
结婚五年了，他们还是第一次聊起将来的打算。边城好奇伴侣的人生规划：“为什么想做大学老师呢？”
“也不算想吧，”闻笛说，“就是自然而然地……走到这条路上来了。”
“自然而然”在边城这里不算充分的理由，学术既苦且累，酬劳又低，唯一的好处就是研究自由。如果不是真心热爱，走这条路也太亏了：“不想做学术，为什么读博？”
“很多人都不是想做学术才读博的啊，”闻笛说，“比如我吧，大学专业是调剂的，不擅长，前几年光顾着读书，没什么职业规划，到大三结束了也没实习，对行业啊，职场啊，完全没概念。暑假里投了几个岗位，群面全程都是懵的，根本不知道怎么跟别人抢发言。面试官问我有什么符合岗位的经历，我除了学习啥也说不出来。被拒了几次，我突然觉得，我最大的优势就是学习，最适合的地方就是学校，那干脆一辈子待在学校里吧。所以就读了博士。”
回头想想，真不是个明智的选择。他本来就不擅长文学研究，导师又抽中了下下签，博士锻炼最多的就是杂活能力。
“当然了，还有社会地位，”闻笛补充，“跟亲戚朋友聊起来，问我在哪工作，我说是大学教授，谈话就会在双方都满意的氛围里结束了。”
“就为了过年在谈话的时候不尴尬，就做学术吗？”
闻笛皱起眉头看着他：“这是很充分的理由了！你没在熟人社会待过，又不考虑别人感受，当然不在意了。”
边城没有反驳，只是问他，既然话里话外暗示自己不适合学文，为什么不换一个专业。
“转专业哪有那么容易，”闻笛说，“大一大二的时候学分绩不高，转不了。后来成绩上来了，又晚了。再说我转到哪里去？文科就业都差不多，没必要转。文转理可太难了。”
所以，就像“自然而然”做了学术一样，他也是“自然而然”留在了外文系。
边城看上去若有所思，不知为何，闻笛从他的沉默里听出了惋惜。
“怎么了？”闻笛问。
“你聪明，学习能力强，也能吃苦，”边城说，“如果一开始就走上合适的路，应该能做得很好。”
闻笛倒没有惊异于“你这种天才会觉得我聪明”。他望着抽条的柳树，过了一会儿，说：“你记得于静怡吗？我的室友。”
边城点头。在跟闻笛吵架时，他们有过一面之缘。
“她是我们那届的第一名，”闻笛说，“教授们公认的外文系十年来最优秀的学生。她的毕业论文在一场很重要的语言学会议上拿了奖，有个剑桥的教授很欣赏她，想收她做学生。”
“那不是很好吗？”
“是啊，而且她喜欢语言学，”闻笛想了想，改口说，“不能用‘喜欢’，应该是‘狂热’。不过，她虽然不算贫困户，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并没有多少钱。”
这种故事边城听到过，数学系因为经济条件转专业的学生不少。
“她本来没打算去的，她爸妈知道之后，把她叫过去训了一顿，说哪有不让女儿上剑桥的父母，然后把房子卖了，让她去英国读博。”闻笛顿了顿，接着说，“读了一年多，博二的时候，她爸爸查出了肺癌。”
“她休学回来照顾，治了一年，钱花完了，人还是走了，”闻笛说，“家里只有她妈妈一个人，快退休了，连房子都没有。她本来想在老家找个工作，陪着妈妈过完一辈子算了，她妈妈劝她出来，说她留在那里是埋没她的才华，然后她就到北京来了。现在她一边在雅思机构教书，一边考外交部。大学的时候，她可从来没想过要当公务员。你看，即使一开始就走上合适的路，最后也可能会脱轨。”
于静怡过去三年的人生如此痛苦，可浓缩成故事，一会儿就讲完了。闻笛看着校园里那些稚嫩的面庞。在他们眼里，人生还有无数可能，明天还充满希望。
“世界就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所有人都配错了角色，”闻笛说，“该研究语言学的在教雅思，该当导演的在投行，原来的理科生在研究文学。”
“一个两个错位还情有可原，怎么所有人都错了呢？”他叹了口气，望着边城，“所以我羡慕你啊，只有你一个人拿到了正确的台本，从始至终。”
天赋，勤奋和运气，再加上父辈的光环，直到今天也能保持着理想主义的光辉。
真好啊，理想主义。
他感叹着绕过人工湖，往初中部走去，边城疑惑地叫住他：“停车场在另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