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三年前，我只能这样估计，而无法给出确切时间。毕竟过去很久很久了，以致于我怀疑现在的流泪是不是过于矫情。那时从第二次高考中挽回颜面的我，踏上了从粤西到广州的列车，除了必要的衣服和生活费，行李袋里只有大学录取通知信和一本书，大约是《文化苦旅》吧。我将对陌生城市的忐忑和对那个女孩的急切，强迫用阅读压制下来，只在休息眼睛的时候才望一下车窗外的风景。
铁轨所经过的大多是山野，我看见路旁像人一样高的茂盛茅草，看见平原里的像干旱了的漓江两岸孤独矗立的锥山，看见一座山的脚下依着山洞建成的小庙，看见一些瓦楞特别精致的古旧屋群，穿过一道长达120秒钟车程的隧道，看见边上盖着鸭寮和猪圈的池塘，看见在山谷中绿莹莹地荡漾的野竹丛。
随着人流出了火车站，在烈日底下被晒得晕眩才找到我要坐的257路公车。上车的时候被25度的空调一淬，仿佛浑身的皮肤都发出了吱吱的声音，但是自动投币对我而言却是一件新鲜事，因为我家乡所在市的每辆车上都必然配备一位售票员。
从车窗上看出去，这个号称花城的都市并没有向我展示任何关于花的印象，更别说木棉了。它的建筑群也并没有显出像方格练习本一样整齐的规划，而是处在一种新旧建筑更替、甚至是城乡演变的过渡期。对当时的我来说，它不但没有电视里的上海现代，也没有北京的历史积淀，不禁让数了两幢三十几层高的大厦的我有点兴味索然。何况跟电视上的香港相比，广州女子的夏装的领口上所“关不住”的春色，也只不过是像初春的桃园，根本没有“出墙来”的迹象。
再转乘30路公车的时候，我看见了许多同样带着行李与忐忑的年轻人，应该都是同一个学校的新生了，但是互相之间也不敢怎么打量，只有一些在壮着胆子交谈。同座的一个黝黑粗壮的女孩子自我介绍说叫某某，是韶关人，我听不大清楚，便只是说了一句你好，然后转头去看窗外，使得这个女生脸孔一直绷到下车。
车行到元岗站附近时就来了一场骤雨，路上许多摊贩子便慌乱地躲避，一些推着建材的汉子却将上衣脱了，嘻嘻哈哈地趁机洗个淋浴。我怀着希望在人群里辨别每一个可能是唐糖的身影，但是并没有得到回报。
“等你来广州的时候，我们一起去爬白云山，去山上打一把伞，偷偷在一颗树上刻上‘杨唐千载’，在树下吹风。好怀念在海风里和你牵手的触觉。记得吗，去年端午的时候我们去海堤上看龙舟，大风吹得我们只能倒后着前进。幸好你抓得那么紧呢，不然我们会被吹得分散天涯吧？”
“她应该正在她的院系里迎接新生吧，怎么会在这些路上闲逛呢。”我对自己说。
30路公车的终点站便是我的大学——广东高等金融专科学院。车开门的时候，雨还相当酣畅，但是门前立即拥上来一群撑着大雨伞的年轻人，后来我才知道这些人就是被称作“迎新使者”的师兄师姐。大家带着行李鱼贯而下，随即被一把把伞接走。我在座位上站起来看了一下，便又坐了回去。黝黑的某某边提行李边热心地说：“走啊，一起走啊。”我生硬地笑了笑，作个请的手势：“好的，你先。”她的黑脸立即又绷了起来，悻悻地走到车门被一位师兄遮住，很快便跟师兄热乎地笑着离开了。
门前还有三把雨伞的时候，我这最后一个下车的人立即被包围，恰好三个都是师姐。她们眼神交流了一下，显然谁都不想空手而回，其中一个见状一把抢过我的背包，用力地把雨伞往我头顶一挤，牛哄哄地说“小子，跟我走！”我忍不住咧嘴便笑，抱歉地看了看另外郁闷的两位，乖乖地跟上这位师姐的脚步。
她自我介绍说是姓蔡，不容置疑地让我“叫蔡师姐就行了”。随后她很高兴地一路吱吱喳喳，说终于抢到了一个师弟，不但这么帅气，而且行李还这么轻，真是太好了……之类的，听得我苦笑不得。问明了我是农民子弟出身之后，她甚至莫名其妙地安慰我说“别担心，既然进了我们学校，那将来至不济也能当个银行柜员，不用再回家种田了”。我心想，我还真没考虑过种不种田的问题，如果唐糖喜欢种田，那我就只能选择种田这个职业，是完全没有其他选择的。
伞虽然大，毕竟我的球鞋和左边肩膀还是湿透了。师姐带我去到男生宿舍3栋506的时候，一个垫着报纸坐在高架床下层边上的漂亮女人赶紧甜甜地笑着迎了上来，看样子三十岁上下，穿着褶边的白外套白裙子，给我一种邻家大姐姐般的亲近感。她介绍说她叫朱玉婷，是我未来三年的辅导员。
其实不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辅导员的概念，直到现在我都不清楚这个职位会为学生提供何种类型的教导。我便只好称呼她为“朱老师”。她大大方方地笑道：“我老是觉得朱老师和猪八戒有某种内在联系似的，你还是叫我婷姐好了。”这样一说，我倒完全放松了下来，顺从地叫了一声婷姐，不过蔡师姐却完全笑翻了。婷姐瞪了她一眼，骂道：“还笑，赶紧给我继续接客去！”蔡师姐立即回敬道：“遵命，妈妈桑！”笑着跟我们告别了出去。
我把背包放到地上，婷姐笑着说：“你是最先来的男生，我给你特权，床位你随意挑！”这是一间八人间的集体宿舍，并不觉得空间过分狭小，墙壁应该新粉刷过，但是地板却没铺地砖。进门左边是一排贴墙的钢皮储物柜和书柜，右边排了两张书桌，过道两边各配两张高架床，往里有一个阳台，一边是洗漱台，一边是独立卫生间。我也不客气，直接选了靠近储物柜的那张上床。婷姐夸奖说真会挑，然后让我在床位安排表格上填写名字，我把“杨凌“两个字工工整整地写上去，她马上赞叹道：”你应该是全系里书法最好的同学，你就先担任我们班的宣传委员，接受任务吗？
“只要不会花费太多时间就可以，做什么都可以。”我回答道。
“唉哟，让你当干部你还老大不情愿了是不是？那你还暂时兼一下这个宿舍的临时舍长吧，接待一下后面来的同学，顺便给他们安排床位。”
“可以。”
“我到女生那边去看看情况，看你们班主任周老师忙不忙得过来……对了，你要不要一起跟我去认识新美眉？”婷姐笑道。
“不客气，我先洗个澡休息一下。”
“唉哟，真是个爱卫生的好孩子。那我走了，等你洗完了再过来。”说着就风风火火走了出去。
其实我不想花太多笔墨写一个新生来大学路上、以及刚进大学的事情，这都是毫无营养的，而且对我的整个经历（如果从故事情节的角度来看）完全无关紧要，但是一旦要回想整个经历，却非如此无法开始，就像我在一堆散乱的毛线里只能毫无头绪地从一根线头往下找一样。另外，这里面有我与婷姐的第一次见面，却已经成为我故事的一部分。
接下来同舍的人陆续都来了，其中一个是山东人，由于他的姓和名三个字都需要翘舌或平舌，特别绕口，所以我一直叫他“山东”，这家伙只揣着200块钱生活费就来了，学费啊之类的一大笔钱完全交给学校去管，一副反正我没钱交，给不给国家贷款你们说了算的架势。此人最大的特点是见人先竖拇指，总之即使是大便也能被他敏锐地发现“乃天下最好的有机肥料”的优点。毕业散伙之后，基本没联系，只知道他去面试的时候，刚好跟一位老总聊到《读者》杂志，相当投缘，乃凭其面霸之三寸不烂之舌，击败一众重点高材生，施施然进了国企，后来混得风生水起，乃是班中最先富起来的人之一。
有一个是江西人，跟我私怨一直蛮深，一方面是我鄙视他心胸狭窄，另一方面是他鄙视我夺其所爱。只有以宿舍为单位斗酒至酣，一身酒气无形中化为义气或傻气之时，两人才会同一阵线，共抗外侮，平时几乎不对话，万一狭路相逢，只能勉强点头招呼。后此人与内蒙一嗲声女子网恋，多次亲赴内蒙相会，至负债累累，毕业后尽管同居生活困难重重，仍旧坚持了三几年，至于后来二人婚否，因我不曾收到请柬，又不曾听到小道消息，是以不得而知。
有一个是珠海人，模样标致，外号小钧钧，虽然初看似乎女人型，看久了也就习惯了，并且他有一段时间是我的大债主，却一直不怎么开口讨债，令我非常承情。此人因高中女友在外地念师范，长期分隔两地相思甚苦，做爱得跑长途，成本极高，乃在本校连泡两名师妹，其中一名“摸过下面但可惜没做成”，另一名正式交往甚久。不料本校有其师范女友的线人，与新欢的奸情败露，很内疚，乃狠心斩断对我们师妹的情丝，一直苦苦谋求外地女友的原谅，听说毕业后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与她重结连理，过上了幸福生活，并且混得也不错，难怪不怎么向我讨债。我的代理舍长职位很快便转给此人，后来其官至正舍长，每每无人肯打扫卫生之时披挂上阵，并在宿舍里普及高级性技巧，只不知他当年宿舍夜话时提及包皮过长的顽疾有没有治愈。
有一个从化人，生活水平与山东不相上下，同学时觉得其为人仗义真诚，人缘甚好，生活上穷如我也对其稍有照顾。毕业后经小钧钧的师范女友介绍了一位师范女友，乃迅速同居，后无数人无数次约其出来喝酒相聚，皆以“要陪老婆”为由，概不赏脸，令人大跌眼镜。
另一人是化州人，地方口音重，粤语、国语皆不上台面，模样算本舍第一，但内向乃世界男性第一，为人虽好，奈何缺少拼搏精神，毕业后蹉跎多年，后终娶一富商独女，生活水平发生质变，再也不需我们做朋友的挂心。
还有一云浮人，身材娇小，牙略哨，为人有趣，从不说不，人人皆尊称为“成哥”，毕业后由家人为其谋了一份专业对口的差事，据说每月省吃俭用的话尚有余钱玩玩国粹麻将，平时上Q碰到，第一句便是“他妈的昨夜输(赢)了XX元”。
第八个床位一直空着，大家放点杂物。
忙乱了一日，第二日就是新生大会和军训动员大会。我因为晚上睡不踏实，起床得晚，去饭堂排队吃早餐的时候遭遇长龙，结果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份传说中的“蒸拉肠”，酱油与米浆均不地道，甚难下咽，只好半吃半扔，跑到操场入列时，全场均投以注目礼，包括朱玉婷辅导员疑问的眼光。
军训可能是有中国特色的东西之一，本义大概是年轻人不应忘记革命传统，同时有点“枪杆子里保和谐”的高瞻远瞩。不过对大学生们来说，更多的是锻炼锻炼意志，畅通畅通汗腺的意思。男生穿起军服来，高大者自然是威风凛凛，个子稍矮的不免衣帽松垮，女生则身材尽墨，束腰后尚能胸挺的，班里只有一个，样貌身材均与武藤兰八分神似，可惜臀大，比例走样得很不是味儿。总之，班队完全没有正规军的威风。
我个子不算高，加上低头躲避刺眼的阳光，扔在人群里，根本和一亩萝卜地里的一根萝卜一样不起眼。喊了半天的1234之后，我想还是省省喉咙的好，所以只是做做嘴形不发音，不料尖脸蛋的小教官耳朵好用，喊了一声立定稍息，就拿皮带指着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这么神，我才偷懒了几分钟而已。我小惊，故意沙哑着声音回答：“报告！我，我叫杨、杨凌！”
“是杨杨凌还是杨凌？”教官忽然脸皮一松，笑嘻嘻地问。同学们哗一下全乐起来。
“杨凌！”
“你是不是喉咙不舒服？”
“是的！请问教官有没有金嗓子喉宝？”我憋着一口恶气说。
“那东西没有，不过军队里有一个治喉咙痛的办法——大家想不想知道？”教官转向所有人问。
“想！”同学们轰然回应，我侧脸看了一下，宿舍里面那几个家伙也很不义气地乐得见不着眼了。
“报告！我喉咙现在舒服了！”
“杨凌同学，你这是得了间歇性喉咙不舒服症，现在舒服了是暂时的，唯一的彻底治疗方法是——唱歌！同学们，要不要杨同学来一个？”说完这小子就打起了拍子。
“来一个，杨同学！杨同学，来一个！”这帮家伙一起大叫，连旁边班里的队伍都趁机停下来，他们的小胖教官还喊口令让队伍全转过来面对我们班，并下了口令“只准看！不准笑！”结果人人憋的脸蛋黑里透红。
我心想既然赶熟鸭子上架，飞是飞不了了，赶紧弄完少丢会人就算了。但是心里又不痛快，干脆豁出去说：“教官，骑马要骑千里马，戴花要戴大红花，麻烦您到总教官那里借一下大喇叭，我跟你们拼了！”
“嘿嘿！有骨气！你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哪，小胖同志，去借一下大喇叭！快！”
“好咧！”小胖教官屁颠屁颠就跑了出去，场里立即闹哄起来。
“安静！杨凌同学，你酝酿一下，呵呵！”教官边说边把皮带系上。
我脑海里浮起了张雨生的《别忘了我们这里还有鱼》。
“我陪你找个池塘建个平房忘掉哀伤
给自己一个有鱼的地方”
“杨凌，我想和你住进一个恒空的房子。”唐糖平静地说，即使说着最甜蜜的情话，她却总是能保持平静。
“从哪里想到‘恒空’这个词的？”
“物理里有能量守恒，化学里有质量守恒，我们两个当然要有房子守恒的吧。”唐糖把勺子插进黄花花的煎豆腐上面，踢了踢我在公共饭堂的饭桌下的脚。
“是呢，在学校里想找个地方‘做做事’都不方便，有一个恒空的房子多好啊……对了，真的可以恒空吗？真的可以缺少床吗？”
“吃饭！”她笑着又轻轻地踢着我的脚。
就是因为这个，我后来在学习之余，多次入神地思索，到底这个恒空的房子该是什么样的，它是坐落在云端雾里的吗？直到听了张雨生的那首歌，我才理解，它只需在无人光顾的有鱼的池塘边就是了。
将思绪拉回操场，想到唐糖离这里还很远，我就强压下唱这首歌的冲动了。
“喏，拿着！”教官将喇叭状的扬声器递过来，一脸的贼笑。环顾周围，竟发现总教官和几名老师也凑过来看热闹了，撑着天蓝色遮阳伞的朱玉婷正娉娉婷婷地站在他们旁边。
我对着大喇叭，憋着恶气说：“谨送一首张学友的《情书》给我们亲爱的教官同志，希望包教官不要触景伤情，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明天的朝阳！”
“好！”小胖教官大吼一声，带头鼓掌，随即全场跟爆炒黄豆一样杂响。
我对教官咧咧嘴，尽量用准确的节拍唱了起来：
你瘦了憔悴得让人好心疼
有时候爱情比时间还残忍
把人变得盲目，而奋不顾身忘了爱要两个同样用心的人
你醉了脆弱得藏不住泪痕
我知道绝望比冬天还寒冷
你恨自己是个，怕孤独的人偏偏又爱上自由自私的灵魂
你带着她唯一写过的情书
想证明当初爱得并不糊涂
她曾为了你的逃离颓废痛苦
也为了破镜重圆抱着你哭
哦，可惜爱不是几滴眼泪几封情书
哦，这样的话或许有点残酷
等待着别人给幸福的人往往过得都不怎么幸福
哦，可惜爱不是忍着眼泪留着情书
哦，伤口清醒要比昏迷痛楚
紧闭着双眼又拖着错误
真爱来临时你又怎么留得住
掌声如雷，虽然不是因为我的歌喉动人，而更多的成分是起哄，但我确实因为此役成为了全班的非挂职文娱委员，后来更评了军训积极分子。往后有任何同学聚会，总有那么几个不知趣的女生要我唱歌，而且老点张学友的歌。其中一个叫何嘉嘉的女生甚至仰慕地说“张学友唱歌好像你哦”，几乎令我笑翻。很奇怪地，我就这样被定了位，而且是毫不靠谱的定位。我没想到唱给一个男人，而不是唱给唐糖听的歌也能获得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