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他们说，在那华丽的气派的庄园里，住了一个男人，和他七个妻子的亡魂。阳光下茂密的葡萄藤架像是片翠绿无际的海洋，这麽多年来也只逃出了个女孩，连真伪难辨的记忆都被锁进了海底，城堡的阴影下，葡萄藤沉默地勒紧了岁月的咽喉。
他们说男人把妻子们锁进了柜子里，锋利的斧头和心脏，绳索陷进细白的脖子里。他们说男人疯了，像是未曾从那英挺的恶梦中醒来，在你睁眼的瞬间精准的掐灭呼吸。
他守在翠绿而平静的汪洋中央，唱着令人迷醉的致命的歌。
故事是这样说的。
邮轮远比我想像还大。酒红色的地毯没有尽头，长廊边舞厅紧挨着酒吧，水晶电梯和金碧辉煌的大厅，纯白的平台钢琴藏在海蓝色的灯光下，白衣白裤的琴师对着停下脚步的乘客微笑，伴着轻摇的光线和船身--一个不留神，我发现自己正对着一脸玩味的高大男人傻笑。
我红着脸，用不甚流利的英文口语打了声招呼。
他的说话时用字和语调文雅而友善，字里行间弥漫着一股似曾相似的熟悉感--我想起以前被我爸妈请来整治我的家教老师，他是个无论何时都体面而温暖的加拿大人，就连我连续两周不做作业也只是微笑着宣布要临时小考。
「你来自台湾啊--我来自加拿大。」琴师笑着说，手上散漫随兴的swing一曲接着一曲，还把披头四的经典摇滚弹成了冷爵士。
他和我聊了好些话，最後索性停了下来，大大方方地坐在琴椅上和我聊天。满头白发夹着淡金色泽，和我谈着近几年手机功能的日新月异，以及退休至今已经五个多月的船行生涯。
最後我看了看表，发现早已经过了和阿姨约好的时间，他笑着说明天这个时候他也会在这里弹琴，要我来找他聊天。
「你的英文说的真好，没有中国人的腔调呢，一点也没有。」他说。「要不是你一开始不太敢讲我还真要以为你是母语人士了。」我有点困窘的说这是我妈斯巴达教育的功劳，转身往电梯赶去时，耳後还微微的滚着烧。这还是我上船以来说最多英文的一次，突然觉得连擦肩而过一脸刻薄的印度老太太都变得无比友善。
从大厅到船顶的路，好像不再那麽遥远。
那天晚上我和老妈打了声招呼後就独自出去散步，老妈正在和阿姨说话，回头看了我一眼。
夜里的船舱依然热闹，吧台边人来来去去的，但暗下来的灯光不知怎地，把整条走道都照得暧昧了起来。长廊一侧到处都是可供休憩的皮制沙发桌椅，摆着点单，服务生就在走廊的另一端聊天打趣。
我挑了可以看清路过人的位置坐下，摊开从台湾一路带过来的小说，一面漫不经心地看着过往的行人，或老或少，男男女女，金发的北欧少年和绿眼睛的少女。年轻人勾间撘背，三两成群，吵嚷的走在昏暗迷离的灯光下。
空调有点冷。我把只穿着牛仔短裤的双脚缩了起来，红色的高统帆布鞋衬着黑色的沙发，鲜艳的不像话。
人们在我身边来来去去，没有任何一个驻足。
第二天下午我又去看了那个老琴师，他依然正大光明的翘了斑，兴致勃勃地问起我台湾的钓虾文化。
临走前，他的视线一转，瞥到我脚下--「喔，你穿了双好鞋啊--他笑眯了眼睛，我抗议说这几天明明就都穿着同一双鞋。
「你昨天把它们藏在裤子里了，不是吗?」他指了指我的短裤和黑色长袜，「今天才露出来。」
离开时我停在大理石旋转梯上看了会儿水果雕刻，蹲下来绑鞋带时，迎面而来的美国老太太笑呵呵的说我有一双很酷的鞋子呢。
我微笑了下，说了声谢谢。
很久之後我在南加州打了网路电话给远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嘉新，向她说在异乡受到聊聊几个称赞，一个是英文，另一个居然是鞋子--「很明显的，你这人除了斯巴达老妈以外也就鞋子可以算是优点了，还是你姊帮你挑的--」
那时我已经可以笑着说唉唉就算是事实也不要这麽直白，我会受伤的。那怕那人和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差点就要分不清那些美丽话语的真伪。
不过那时我还是听着嘉新的声音哭了。
老妈从第一天就不断的奔波，没有手机，所有人联络都得靠双腿跑出来，外公时不时抱怨走回房间的路很远很无聊，她问要不乾脆去换间离餐厅近的房间，外公叹口气说，你不懂啦。
那天晚上直到睡前她都还是气鼓鼓的。我说要出去散步，她突然回头看了我一眼，问我要去哪。
「咖啡厅有表演，我去看啊。我被她盯着，有点恼怒，「不然就不要去算了--」
「又没说你不准去，不要太晚，知道没?」
我敷衍的点点头转身出去，心里莫名燃起几分不悦。
我在咖啡厅角落找了个位置，窝在沙发上看着一个少年在台上又唱又跳的，音乐是每年圣诞节必选的jinglebellrock。
两个身着西装的金发青少年走了进来，我的视线瞬间被吸引了过去，看着他们扬着英俊的笑脸握手招呼，像个小大人一样点了杯饮料，看着台上说说笑笑。
我吐了口气，没有任何时候比现在更觉得自己像是被套在一个温钝的脚镣里头，怎麽也扯不开步伐，蜷缩着看其他孩子尽情的将自己打扮成大人模样，心里却只能偷偷欣羡着，假装丝毫没放在心上。
我今年十八岁。没真的交过男朋友，没离开父母旅行过。最大胆的尝试是从安克拉治机场乘导览车到港口，还是舅舅磨破嘴替我争取的。
吃过早饭後，妈和阿姨去泳池泡温水，我抱着日记本，在全天供应的Baffe找了个面向海岸的位置，发呆了好半晌才写出这麽一句话。船舱的华丽辉煌在扶着外公外婆与来回奔走之际像是浮光掠影，在妈面前，我装作那些兴高采烈交着朋友或是在甲板上肆无忌惮亲吻的青少年毫无知觉，但一个人面对着一望无际的海面时，我比任何时候都还清楚，自己是寂寞的。无论是十八年以来的人生，那些暧昧的、若有似无、最後又被扼杀在斥责中的稚气情愫，还是那些令人烦扰不堪混乱纷杂的责任与枷锁，不敢索求自然无从寻起的自由，我只能在独自一人时缅怀那些不被允许的情绪，全身像是吹过甲板的海风一般空洞。想与人说，却苦无说处。
我第一次体会到没有网路和电话线时，那令人窒息的孤独如何缓缓将一个人推下崩溃的悬崖。
晚饭之後我照例去散步，老妈跟阿姨和我一同坐电梯下了楼，我在酒吧旁的沙发坐下，他们进了玻璃窗外的甲板。他们慢慢消失在视线之中，我站起身，往另一条走廊缓缓晃去。船舱的另一侧布置成了画廊和照相馆，摆放着船工在船上拍的各种场合的照片，我找了一会儿，终於看到船长之夜那天，在一群衣香鬓影的人群中穿着苍白衬衫和粉色斑点针织衣的自己。
真是格格不入。我苦笑了下，站起身，把手插进夹克口袋。踏上走廊时听见身後传来男孩子清脆爽朗的谈笑声，我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下，一个黑发的东方少年勾着金发的青年肩头，有说有笑的朝走廊这一头走来，进了照相馆，就在我刚才站立着的地方对照片指指点点起来。
转身前似乎有人向我看了一眼，不过我没注意，再回头时，两人已经快到走道上了，我快速思考了下，决定还是走在他们之前离开。
留下来的话说不定真会发生些什麽。在走廊上时我这麽想，没准心理真期待着什麽事情发生--但我还是走了，像是东方人雷打不动的中庸心态作祟，我有些失望的对自己摇摇头，又觉得不该对自己这麽苛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想，算是一点安慰。
唯一没想到的是，这艘船说小不小，却没有人离开得了。而我还要在这里待上四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