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鹅绅士」曾经并不是一位企鹅专家。
但他毫无疑问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演化及考古生物学家之一，早在他一头栽入古企鹅种研究之前，已有繁多的远古物种因他的发现与论述而拼凑、复原、得名。而假若演化及考古学家的名人殿堂中，举行一场着作产量与题材广度的竞赛，只怕「企鹅绅士」威廉‧埃瑟就算不拔得头筹，也在前三名之列。
直至数年前，七十余岁的他，再掘不动化石、也航不动海了，仍维持二至三个月出产一篇专题评论或一篇书评的产额与频率。除了化石本行，他也谈论高等教育与科学新闻；偶尔诙谐一笔，在科普杂志以几乎科幻的笔触聊一聊，演化理论怎样定位我们人类在宇宙中的角色？
中年时的他甚至出版了一本探险小说。一本彻底不见天择说与遗传学痕迹的文学着作，却处处是他探险精神的寄托。
到我要探访他的这时候，他刚过八十二岁生日，身体健康远不如前，每半年却总还有一篇回顾文章。他纵横数据之海的能力惊人，从中学以後科科唯一只拿A的他，老年的分析力依旧敏锐，也非意外。而关键是，近十五年来的演化学着作自然都是关於…那个，呃，企鹅了。
——还真没有人弄清楚过，某年某月某日，他怎麽会突然间对企鹅大发兴致的。
我上这个班，是为了埃瑟博士的传记撰写。他已将不少私人通讯及笔记捐赠了图书馆与科学基金会的档案室，同意传记用途在他生时便公开，坊间已有一些科学家列传使用过了。因此我至关紧要的任务是深度访谈。
像他那样红了一辈子的目光焦点，生平资料太多了，但若要写传记，我还差着一道空隙要填：从他的近年着作里找寻他研究兴趣转向企鹅的契机，并在访谈中厘清这怪事。
我与主任确定任务、回到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是：像个怀春少女一样小声尖叫。
我，珊娜‧坎希尔，当然不是个少女，而是刚完成硕士、拿了三年份合约的研究人员。那你问我为甚麽尖叫？甚麽？要面对面单独访问威廉‧埃瑟？换了你，你不兴奋吗？你不知道他年轻时多麽英俊吗？
别否认了，我知道就连学界的男士们也咸认，企鹅绅士年轻时是个难有匹敌的美男子。
我也知道，企鹅绅士现在很老很老了，又生了重病，令得那美若古希腊石像的五官，亦垂挂所有普通老人般慈祥却无奈的皱纹。我蹲在柜子前，从标记他名字的一列档案夹之中，抽出他在战时出航的新闻。一角又一角的发黄剪报，在我父母还很年幼甚至未出生的时代印制，这些从战火里幸存的出版品啊……
正是在大战的烽烟里，青年威廉一次次登船远航，首航是「黑燕鸥号」，他站在偏远地带的化石坑里，一身灰土，抬头看向蹲在坑沿的考古队友人或记者，冲着镜头璀璨地一笑。
要命的是，唇上还留着玩世不恭的小胡子，正与他的性格相符。那是唯有真正聪明的家伙才散发得出又不引人讨厌的傲气。即使是黑白照片，也看得出那副略带轻佻的唇吻曾经多麽动人。
我庆幸我和他的年代错开了，现在他比我祖父还老了。否则，我访问他时，有可能赌上我的职业生涯，对他袭吻。哪怕他夫人梅莉尔‧古柏在旁向我挥舞着考古铁锹，我也未必忍得住动物本能的驱使。
对，考古铁锹。在他们青年的那年代，女人可还没有现在我所享有的自主，但坚毅的古柏博士是个异数。她是他这一生真正的另一半，他们结婚之前，已是彼此化石挖掘的夥伴，婚後，是互助校阅书稿的益友。在一些梅莉尔并未随行的化石探索旅途上，在二人各自单身的早年学术生涯中，威廉给她捎去了许多信件，琐琐细细，不谈情爱，却有意无意地撩拨着化学火花。
例如威廉曾这麽写：「今天我试作了一首诗…你先别笑，我知道你一直不看好我写诗，我彷佛看到了你拿着信纸哈哈大笑。好吧，信尾我会附上那首诗，搏你一粲。」
我在档案室读着这些书信时，时常很羡慕梅莉尔。所以我读得特别地仔细，有时不免拖慢了一个传记作者应有的效率。威廉的人缘很好，有许多学界以外的朋友，男性占大多数，他间中也对梅莉尔提起他和友人的智慧谈论。
有封信特别令我的目光停驻了几分钟。那是他二十五岁时寄出的，信末的时刻是傍晚。写信时的青年科学家显然很兴奋，一开头就写：
「昨日我又见到了路—文，我们一起消磨了一天一夜，直至刚刚下午喝完茶，他才离去。我们很密集地说着话，我将近日的疑惑心结全对他倾谈了。送走了他，这刻我感到很满足，是灵魂充盈的满足。你知道，他是我的男性灵魂伴侣。我这样的喜悦，并不令人意外吧？我想，与他这次见面获得的能量，可以支持我再出发往下一趟南美洲的化石挖掘了，随时都可以出发。当然，目标还是古企鹅。」
「路—文」一定是某个名字加姓氏的缩写，连名字也不提，却提姓氏，拿条横线连起来，非常地不正式，因此特别显得亲昵。这个缩写出现在一列字的右边最尾，那列字他写得有些歪扭，可是他的字迹一向整齐如学生（老实说，这节省了我不少阅读他手稿的时间，使我更爱他了！），而再下面一列字特别短，中途便换了列，好像在避开那个缩写。
盯着那几排蓝色墨水时，我蓦地产生一股很奇妙的直觉。我毫无来由地认为，青年科学家写下那个缩写时…在害羞。
极有可能是我想得太多，大概是那个特异的名词「男性灵魂伴侣」令我多心了。可是这也不能全怪我，事情真有些跷蹊——这个「路—文」，在他捐给各地档案室的私人通讯与笔记之中，只出现过这麽一次。有好几个他的生平近交，在纪录中频频出现，还有些常出现的则是同僚。如果这位「路—文」真是个重要的人物，一个光是喝茶聊天便令他喜悦得「随时可以」踏上新旅程的角色，怎麽竟会在其後半个世纪的私人记录里缺席？
我将这疑问用铅笔潦草写在钢笔字的访谈大纲空白处。这不是一个必要的问题，但若够幸运，我不愿意放弃发问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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