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后便是元旦。
元旦即是新春，按照日本的习俗，每到这种时候都要邮寄大量的年贺状以及岁末赠物。
所谓的“赠物”，在中国有个很熟悉的叫法，即是送礼。
事实上，送礼是一个日本家庭必不可少的社会交际形式。每逢祝贺、纪念、慰问等，无论是喜是哀都免不了礼物的互赠。每年光是赠物所支出的费用可占用至少年少入的五分之一。
相对于在家庭中的个人角色，日本人更注重的是社会中的位子，所以社会交际成了最繁碎以及深奥的一项礼仪。
安藤恭弥虽然出身华族，但因为是第一年来到中国，为了在职场的交际问题，也不得不降低身段花了大量的心思用在了赠物以及贺卡上。
他的这一点摩登作风，如果在日本，怕是会被人笑话。
等级观念一直是传统日本社会的重要组成，像是我的父亲浅野崇，虽然是商人，但因为是武士家族出身，除却亲人和同等门户，也并不曾给生意上的友人赠过年贺状。
但是安藤恭弥的绝大部分年贺状，是送给自己的医院同事甚至探诊过的病人。
因此可以想象其数量之客观。
在连熬了三个晚上后，我们才合力将所有的贺卡写好。
第二日他出门工作后，投递贺卡的任务便成了我一天中的大任务。
我大致数了数贺卡，发现邮票不够用。只得去二楼的书房翻找。
安藤恭弥的书房我很少去，除了必要的打扫，只有偶尔因为无聊拿书的时候才会光顾。
里面是惊人数量的书籍收藏，除了厚沉的医学典籍还有许多各种杂类的书本，然而据他说，这只是从日本带来的收藏中一小部分！
抽屉里并没有多余的邮票，只有些零散是信件，上面大多是我不认识的洋文，于是连那一点点的偷窥心理都变得无从下手。
只得挨着排抽出书本来抖，没有办法，安藤喜欢在书中夹各种东西，也许真能让我弄出些邮票。
这是在我翻看他的书时发现的，关于他的小习惯。
除却精致的日历书签、貌似是随手在街边捡来的火红枫叶、信手涂鸦的小素描外，甚至有他各种不同时期的旧照片。
果然，我在某本书中抖落下一张旧照片。
弯/身拾起的瞬间，我被狠狠的吓了一跳。
那是一张半旧的黑白结婚照。
一对身着西式婚纱的新人，新娘站在右侧，由于面孔被挖去，因此真容不得见到。
而站在左侧的新郎，正面无表情地注视着镜头，是从所未见的庄严摸样。
——正是年轻得那般陌生的安藤恭弥。
我翻过照片，背面用钢笔端正写着:
1933年德意志法兰克福安娜斯塔西娅
片刻后，我小心翼翼地将照片夹回书本中。仿佛怕惊动什么一般。
于是我决定去邮局寄贺卡，那里亦不会缺少邮票。
揣着钱包等，我将自己打扮成普通的中国妇人一般，穿着素色棉旗袍盘起发，锁好门转身走出公寓。
一步步走下石青色台阶时，我想：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过去和故事。
谁得，也未必比谁得更平淡。
走出日居区，便仿佛又进入了另一个尘世。
有轨电车沿着日本桥一路缓缓行过，打鸣的黑色私家老爷车、红毛洋人司机的出租车、横插而过的人力车以及流动的人群。
我小步走在行人道上，路上有列队巡逻的宪兵队，耀武扬威般扛着枪经过街头，每当这种时候，即会出现很多有趣的画面：
怀着兴趣观望的洋人，自然地朝宪兵队行礼的日本侨民，以及占了绝大多数，貌似死而不见，却又躲避不及只得行礼的中国人......
出于条件反射，当迎面走来宪兵队的时候，我本打算弯腰行李，然而看到自己穿的旗袍，便只得停在一旁半垂着头等待经过。
关东递信局位于大连大広场通河骏的交汇处，是一座以新古典主义风格为主的灰色建筑，据说设计者是关东督民府民政部土木科长松室重光，建成的时候在满洲时报上大肆宣扬了一番。
寄出了全部的贺卡后，我走出邮局，突然发现自己无所事事的模样实在不像话。
于是买了一些糕点，我打算坐着人力车去了满铁大连病院探望安藤恭弥。
途径常盘桥时发现这里有条通往神社的“仲见世”，于是临时变了心意打算慢慢光顾一下。
“仲见世”在日本语中即是通往神社的商店街，大多经营时日许久，每当夏祭或者盛大节日时，由于参拜神社的客流暴多，都会热闹异常。
大致观察了一下，除却吴服店最多的便是特产店，一些居酒屋前站满了客人。
“就是那里，有家好吃得不得了的和果子店。”
“真的？”
我侧过头，两个身着和服的日本女子交头接耳地踩着小碎步从我身边走过。
我不由得跟着她们打算一起去见识见识。
结果跟风也买了两串三色丸子，站在店铺门口和食客一起贪吃起来。
打量四周，发现人们都在努力工作，就连安藤恐怕也在医院忙碌着，而自己却终日无所事事，在这里吃东西，真不知会不会遭报应呢。
思及此，我愧疚起来。
“不如，找份工作吧。”
打定主意后，我转身离开。
这时，街边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那本是件起初没有多少人在意的小事情。
几个休班散步的日本宪兵被一个中国小男孩撞到了。
然而被冲突到的宪兵似乎并没有生气，只是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来放在小男孩手中，并摸了摸他毛绒绒的脑袋。
小男孩没有说话，却在宪兵转身后，用力将糖果掷在了地上。
宪兵察觉后，面容瞬间变得狰狞，众目睽睽下，他慢慢拔出手枪，对准小男孩的额头——
街上看到的人们仿佛集体被掐住了脖子，可怕的噤声令我不由得打了个冷颤。
待得回过神时，我已经挡在了小男孩身前。
我用日语朝宪兵道：“请住手。”
“支那女人，滚开。”
宪兵扫视我的穿着后，冷笑。
“随意杀人是违反军纪的，您是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么？”
“这不是随意杀人，临时宪法规定，军人有权利就地处决影响‘日满友好’的罪人。”
“他没有不友好，他只是个孩子！”
“支那人的虚伪，却是不分年龄的。一个支那小孩子便可以人见人后不一样，转身丢掉糖果，长大后该多么可怕？而且，随意便丢掉大日本帝国军人所给与的东西，这是对我和帝国的羞辱！”
“对不起！我替他向您道歉。”
就在这时，一名长官模样的日本军人走来。
“发生了什么事？”
宪兵将经过向长官说了一遍。
军官毫不客气地给了宪兵一巴掌。
宪兵立刻垂头道歉。
只见军官走到我面前。
“在下西本，对部下于安藤夫人的失礼感到很抱歉。”
我为着他的称呼惊愕了一番。
“等一下，您认识我？”
“曾有幸在满铁病院有过一面之交，那时托安藤医师的治疗之福，我的眼疾才得到缓解。”
想必来是我在住院时见过。
“那个，很失礼，我并不是安藤夫人。”
西本愣了一下，很快恢复正常表情。
“对不起，那么，在下告辞了。”
事情有惊无险后，我牵起小男孩的手。
“小豆丁，你叫什么名字啊？”
小男孩戒备地看着我。
我这才意识到自己还在说日文，于是微笑道：“要吃和果子么？”
小男孩听到我突然说中文，吓了一跳：“你是中国人？”
我点点头。再问了一遍他的名字。
“我叫陆家宝。”
“家宝，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小孩子犹豫了一下。
“那你先给我果子吃，好不好啊？”
我“噗”得笑了出来。